德国如何资助了一场种族灭绝

1965年10月1日，印度尼西亚军队夺取了这个国家。9月30日夜间，一群自称“九三〇运动”的军官在总统卫队的翁东中校带领下，绑架并杀害了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六名将领。几小时之内，陆军战略后备部队（Kostrad）司令苏哈托少将就粉碎了这一运动；几天之内，陆军便把全部罪责推给了共产党。苏哈托（1921–2008）掌握了指挥权，而当时的总统苏加诺（1901–1970）对此毫无预料。苏加诺保住了自己的头衔。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没保住，1967年3月，连这个头衔也被夺走了。几周之内，军队便开始逐省取缔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共，PKI）；1966年3月，印共在全国范围内被取缔。它当时是世界第三大共产党。与它有关联的每一个组织，也都随之被取缔。

到1965年，印共拥有多达350万党员，并通过其工会、农民阵线、妇女组织和青年组织，另外联系着约2000万人，相当于每五个印度尼西亚人中就有一人。1955年，在这个国家此后四十多年里唯一一次自由选举中，印共赢得了16%的选票。它的农民阵线BTI占领地主的田地，以强行推动落实一项自1960年起就已成为法律、却几乎从未得到执行的土地改革。该党要求外国石油公司和种植园撤出，它反对马来西亚的英国人，也反对越南的美国人。正是这些让它成了敌人，在雅加达，在华盛顿，也在波恩1。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从1965年10月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党的领导人、党员和同情者被关进拘留营，又从拘留营被埋进土里。我们为纪录片拍摄的幸存者，向我们讲述了万人坑、斩首和漂满尸体的河流。指挥陆军伞兵突击团（RPKAD）的萨尔沃·埃迪（Sarwo Edhie，1925–1989）后来估计，被处决者达“两三百万”2。这是一场种族灭绝，针对的是共产党人。在印度尼西亚以外，几乎没有人知道它曾经发生。

2016年7月，设在海牙的1965年国际人民法庭，一个由法官和法学家组成、没有惩处权力的法庭，得出结论：军队及其训练和支持的民兵所实施的杀戮构成种族灭绝，即对一个民族团体的部分毁灭；法庭还指认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为共谋。四年前，印度尼西亚国家人权委员会（Komnas HAM）已认定这些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并指出存在一项消灭印共党员和同情者的国家政策。2014年，被问及这些屠杀是否构成危害人类罪时，德国政府回顾说，这一罪名自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以来即已为人所知，但它认为“目前没有理由”去审查该罪名是否适用于将近半个世纪前的事件。2023年，被问及这些屠杀是否构成种族灭绝时，它答复说，抢在学者、公民社会、国际机构，尤其是印度尼西亚自身作出评判之前下结论，不是政府分内的事3。

作出这一评判所需的证据，早就躺在政府自己的档案馆里。本文依据的正是卷宗本身：柏林联邦外交部政治档案馆中的电传、报告、备忘录和会议纪要，以及科布伦茨联邦档案馆和华盛顿的文件。它们表明，波恩对这场杀戮知道些什么，又是何时知道的。它们还表明，波恩知道这些之后做了什么：它欢迎政变，散布军队的宣传，向军队一方许以金钱，并为它放行武器。钱也记录在案。政变之前，波恩为一些信贷作担保，用其大使的话说，这些信贷还将“加强那些对我们怀有好感的圈子（例如军队等）”；在印共遭到粉碎之际，据联邦情报局（BND）自己的局长后来所述，该局提供了“顾问、设备、资金”；杀戮一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债务重新安排、新的贷款和资本援助，到1969年，资本援助已达1亿西德马克。

联邦外交部政治档案馆的卷宗中，甚至保存着波恩对这场政变最早的反应之一。波恩是西德的首都，直到1990年两德统一、柏林重新成为首都为止。1965年10月4日，驻雅加达大使馆向外交部发出一份标有“citissime”的加密电传，呈联邦国防部长。电文报告说，这场“左倾的政变企图”已经失败；苏加诺和负责国防与安全事务的统筹部长纳苏蒂安将军（他躲过了绑架者）已凭借政府军控制了局势；六名将军遭叛乱者绑架，另据一则尚未证实的报告，潘查伊坦（Pandjaitan）将军在反抗时被枪杀，其余几人随后遇害。电文署名是武官迈尔（Meyer）。在他的名字旁边，波恩的一名官员用法文手写了一个词：“ENFIN!”中文意思是：终于。终于到来的，并不是六名军官的死。那是对共产党人动手的机会，而波恩的这个人一直在等着它4。

这一反应并非凭空而来。几个月前，波恩就已看过一场预演。1965年1月8日，武官迈尔致函波恩国防部，用一种转述办公室闲话的口吻，谈到西爪哇陆军司令易卜拉欣·阿吉（Ibrahim Adjie）少将。他写道，几周前，阿吉“出于预防并作为试探”逮捕了大约1400名共产党种植园工人，想看看共产党会作何反应。党没有反应。迈尔接着写道，据传闻，其中400人因此可以放走。“其余的人被埋掉了。”5波恩记录在案，一言不发。

两个月后，波恩得知了军队被留着派什么用场。1965年3月8日，西德驻雅加达大使韦尔茨（Luitpold Werz）向国内发回一份六页的报告，论述武装部队在国内斗争中的状况，报告以一个结论收尾：陆军和海军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作为日后与共产党人公开对决的力量储备”。波恩没有人问过，这样一场对决将付出什么代价。报告一直呈送到部长。国务秘书，即部里仅次于部长的最高文官，在页边写道：“一份很有启发的报告。”从姓名缩写来看，此人是卡斯滕斯（Karl Carstens）：他在学生时代曾在冲锋队（SA）效力，加入过纳粹党，后来当上了联邦总统。部里还要告知韦尔茨，他的报告引起了极大兴趣，并被认为是准确的6。

到了夏天，军官们已经在公开这样说了。1965年6月18日，即政变前三个半月，德国驻雅加达武官报告说，印共迄今还没有犯下越出合法范围行事的错误，而印度尼西亚高级军官常常对他说，武装部队“只等着这一刻，好出手一击”7。

时机到来时，德国人却嫌军队动作太慢。10月5日，大使馆关于这场政变的书面报告抱怨说，在10月初的头几天里，军队“非但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对共产党人施以毁灭性打击”，反而决定严守合法性，而且看来放过了“它的历史性时刻”8。两天后，即10月7日，同一名武官在发给国防部的电报中抱怨说，武装部队“迄今尚未利用对印共动手的机会”9。

为这场灭绝辩护的全部理由，就是声称印共组织了政变。在最初几周里，德国档案并不相信这一点，而且白纸黑字写明了。随后，当杀戮早已全面展开，它们改了口，而卷宗表明了是什么让它们改口。

在1965年10月初撰写的政变分析中，大使馆得出结论：“因此可以认为，这场政变是由共产党人鼓动和支持的。不过，他们大概并没有指挥它；要说由他们指挥，政变的实施又太外行了。”关于充当政变门面的军官翁东，同一份报告说，没有迹象表明他是共产党人的支持者。同一页还记下了一名印度尼西亚高级军官对使馆一名工作人员所说的话：陆军领导层“完全清楚”，九三〇运动的这场政变“实际上是陆军与共产党人之间的一场摊牌”10。几周后，大使馆记录说，10月1日的“共产党起义”已被陆军“勉强且相对不流血地”镇压下去11。血是后来才流的，而且不是流在战斗中。

大使馆也完全明白这个借口是怎样起作用的。它在1965年10月18日的关键报告中写道，陆军领导层利用苏加诺授予的恢复秩序的委任，开展了一场“彻底的行动”，目的是把共产党人一步步从国家和社会的一切位置上清除出去。报告接着说，陆军将这一委任解读为一道命令，要“肃清”九三〇运动，也就是“Gestapu”，“及其幕后指使者和同情者”。然后，报告用一句话点明了方法：“通过把印共与Gestapu等同起来，陆军为其反共改革纲领保住了合法的外表。”12Gestapu是陆军宣传人员为九三〇运动编造的缩写，之所以选中它，是因为它听上去像盖世太保（Gestapo）。同一份报告在后文中指出，不断加剧的逮捕浪潮“显然已经与政变毫无关系”，其目的是摧毁共产党各下属组织的骨干13。一周前，即10月11日，大使馆就已描述过这是怎么做到的。它报告说，陆军并未与苏加诺正式决裂，而是在自己宣布的紧急状态的庇护下，“导演了一场反对共产党人的群众运动”，与此同时，它所控制的媒体向民众反复灌输共产党人的罪行，即将军们遇害一事，“连同其全部骇人细节”。报告还说，穆斯林传单号召“djihad，即对无神论共产党人的圣战”，大使馆随报告附上了其中两份。一份于10月8日在雅加达散发，也就是年轻穆斯林焚毁印共总部的那一天，它在一连串要求的最后写道：“协助武装部队彻底铲除九三〇运动的执行者。”另一份致以“圣战的问候”，并写道：“让我们携手把无神论者连根摧毁。”由此可见，德国大使馆在第二周就已知道，所谓“人民的愤怒”是由陆军组织起来的14。

波恩也没有人能声称印共在进行反击。大使馆11月关于这场政变的综述记录了共产党人在政变失败后的克制，并认为情况很可能是这样：“陆军对共产党高层骨干有计划的大批剪除，目前已使共产党人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协调行动。”15受害者并没有抵抗；他们正被按计划大批剪除。联邦政府知道，政变是借口，杀戮几乎完全是单方面的，而正被消灭的这个党基本上毫无还手之力。它照样支持将其消灭。

随后，大使馆改变了看法，而且恰恰是在记录下这场大批剪除的同一份报告里。1965年11月15日，它给自己的综述冠以“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政变企图”的标题，并明明白白地收回了10月的判断：翁东的迅速失败“似乎表明这是一场外行指挥的军事政变，并排除了共产党人主动操控的可能”；而现在，“在缴获的共产党文件和军方政变首领的供述为人所知之后”，“一场规模巨大的共产党政变行动的轮廓”正逐渐显现。这些供述出自陆军的审讯室。大使馆附上了对翁东的审讯记录摘录，是“从特殊来源”收到的。审讯者对他说，背后一定有人：“是谁在幕后指挥了这一行动？”翁东：“站在我背后的是印共。”大使馆写道，有一个问题仍未得到解答：一场“经过周密而长期准备”的“共产党起义”，怎么会如此一败涂地。12月6日，它走完了最后一步。在转呈政治局委员尼约诺（Njono）审讯记录的译本时（该记录同样是“从特殊来源”得到的），大使馆写道：“从这份记录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印共领导层策划并组织了‘九三〇运动’的政变企图。”九周之后，大使馆接受了军队的说法。这并没有费多少工夫。尼约诺的审讯记录一锤定音：那是一份由正在杀人的人从他们的一名囚犯口中取得的供词。记录中写着，尼约诺被问及是否在任何强迫或压力下行事；他回答说没有。这类记录通常都是这么写的16。

在那几周里德国大使馆做了些什么，波恩和华盛顿两方的档案中都有记载。韦尔茨大使本人当时不在。从10月6日起他在香港，直到10月14日才回到雅加达；在宣布他返回的电传旁边，波恩的一名官员写道：“也是时候了！”1965年10月12日，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马歇尔·格林在一份列为机密、发给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的电报中报告说，德国大使馆一名官员转告：“印尼陆军目前正在考虑推翻苏加诺本人的可能性，并正在接触几个西方大使馆，让它们知道这样的举动是可能的。”17印度尼西亚军队在权衡是否把总统赶下台时，一直向一些西方使馆通报情况，德国大使馆就是其中之一。这份文件不在德国档案中，而在美国档案里，2017年才解密。

回来五天后，韦尔茨在两份列为机密的电报中，描述了他所看到的这台正在运转的机器。陆军正“坚决推进其逐步镇压印共的计划”。一旦掌握了一个“已清洗掉共产党人”的中央权力，它看来就打算转向“对各个省份的清洗”，而目前还没有人看得出，共产党人要怎样才能挡住“这台已经开动起来的军事压路机”。那么波恩呢？韦尔茨的建议一句话就能说完：暂时克制，静观其变，“以免让我们在军队中的朋友处境更加困难”18。Unserer freunde in der armee：我们在军队中的朋友。联邦德国的大使就是这样谈论那些主持灭绝的人的。

10月25日，他再次把这番意思写在纸上，这一次是在给波恩外交部政治司司长的私人信件中。他写道，各方都笼罩在恐惧之中，接着说：“尽管如此，我仍希望，这支不顾总统相反指示、正在有系统地清理共产党人的军队能够占上风，而我们也将由此迎来更好的时光。”19

1965年10月26日，也就是外交部印度尼西亚处建议批准向印度尼西亚军队出口手枪握把的同一天，外交部政治司的一位高级官员伯克尔（Alexander Böker）致信韦尔茨：

在那一刻，这场“试验”就是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韦尔茨于1965年11月8日回信，信上标着“亲启、保密”。他写道，令他不安的是，国内看来有人想让印度尼西亚的事务完全搁置下来：小额的赫尔墨斯出口信贷担保，即国家为出口信贷提供的保险，已被叫停，眼下也不予处理；歌德学院（即西德在国外的文化机构）一名官员原定的一次访问，也不顾韦尔茨本人的建议被取消了。接着他写道：

“Bereinigung”（即上文的“清洗”）这个词，是德国官员在结清一笔账目或理清一处差错时用的。这是簿记的语汇。韦尔茨用它来指这个国家里正在进行的清洗，而且把它当作论据：波恩现在不应让那些小额赫尔墨斯担保继续停办。

在数万人、很快便是数十万人死去之际，联邦德国的大使在同一封信中力主“business as usual”，即一切照常。他承认，任何较大的行动或新的信贷额度，都应当等到局势更加明朗、印度尼西亚人提出请求时再说。三周后，在1965年11月29日的第593号电报中，韦尔茨报告说，继西爪哇之后，南西里伯斯和东南西里伯斯（苏拉威西）以及马鲁古的军事长官现在也下令彻底解散印共，他还附上了一笔算计：“或许此刻苏加诺对这种做法一点也不反感，因为这使他免于兑现他许诺过的、令人不快的‘政治最终解决’，而且他日后还可以同这些军事措施撇清关系。”22

引号中的这个说法并非韦尔茨的发明。它是大使馆用来表述苏加诺所许诺的九三〇事件政治解决的德文措辞，而这种解决意味着除掉一个政党。这个词在德语中获得它如今的含义二十多年之后，联邦德国的外交官们在六周之内三次使用了“Endlösung”（“最终解决”），分别在11月15日、11月29日和12月23日，每一次都署着韦尔茨的名字，都加了引号，也都没有一句评论。

联邦德国并没有停留在旁观上。1965年10月15日，即政变两周之后，外交部高级参赞、负责印度尼西亚事务的处长巴斯勒（Hilmar Bassler）在一份列为保密级的备忘录中记录道，已有两家国家媒体机构被要求加入这场攻势：

BPA即Bundespresseamt，联邦新闻局，直接对总理负责。德国之声是联邦德国的国家对外广播电台，也向印度尼西亚播音。两家机构都在政变后几天之内被“要求”，把共产党有罪的说法推向全世界。即便如此，巴斯勒仍不满足。“在我看来，”他的备忘录接着写道，“共产党人的手法在德国报刊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应当促使诸如‘Züricher’这样的大报也来关注这一主题。”所谓“Züricher”，大概指的是《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

通过大使馆的电传渠道，波恩收到了西德最主要的通讯社德新社（dpa）驻地记者关于军方宣传的报道：一部电视片多次播放，内容是“打捞被毁损得惨不忍睹的陆军将领尸体”；还有报道称，共产党青年组织Pemuda Rakjat和妇女组织Gerwani“似乎参与了”对一名忠于政府的团长的妻子和孩子的杀害24。这些暴行故事为集体屠杀推波助澜。据巴斯勒的备忘录记载，联邦新闻局和德国之声已被要求散布的，正是这种把印共描绘成残杀将领的野兽的叙事，尽管外交部自己的大使馆曾写道，印共虽然鼓动和支持了这场政变，但大概并没有指挥它。在杀戮达到高潮之前，波恩就已要求本国的国家媒体传播军队的说法。

就连这个渠道也并非偶然。1965年10月6日，外交部新闻处记录道，德新社雅加达分社是“应外交部明确而急切的愿望”开设的，目的是抗衡东德和共产党的通讯社25。大使馆也清楚自己在助推的是什么样的故事。11月22日，它致函波恩说，六名将领遇害一事被“陆军在宣传上巧妙地大肆渲染”，使民众转而反对共产党人，并使陆军和穆斯林结成了一条战线，而这其中蕴含着“对陆军而言一个巨大的机会”26。五周后，即12月30日，韦尔茨发出一份同时发给联邦新闻局的电报。陆军的日报《Harian Angkatan Bersendjata》曾索要一本关于苏加诺的德国新书的材料，他建议由“Dienst aus Deutschland”尽快向大使馆寄送一篇附有照片的独家专稿27。波恩不只是在复述军队的宣传。它还在给军队的报纸供稿。

波恩在1965年秋天所遵循的路线，早在一年前就已划定。下文所述的一切，都不仅仅是生意。二战结束二十年后，信贷和武器承载着一个政治目的，而外交部把这个目的写了下来。1964年12月22日，外交部政治司高级官员伯克尔在波恩主持了一次题为“印度尼西亚行动纲领”的内部会议，韦尔茨大使和十个处出席。1965年1月7日整理成文的会议纪要以间接引语记下了他的论点。他说，印度尼西亚被视为共产主义通往澳大利亚之路上的一道屏障或一块跳板。在那里保持德国存在的国家利益，要求作出财政上的牺牲，不过这种牺牲是有限度的。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决定性的考验。在同一次会议上，韦尔茨报告了他曾对印度尼西亚副外长讲过的话：如果东德总领事馆升格为大使馆，随之而来的将是断绝外交关系和终止经济援助28。这就是哈尔斯坦主义：从1955年起，波恩威胁要与任何承认民主德国，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断交，并且在1957年对南斯拉夫、1963年对古巴真的这样做了。为什么这一点如此要紧，日惹萨纳塔达尔马大学（Sanata Dharma University）的历史学家巴斯卡拉·T.瓦尔达亚（Baskara T. Wardaya）用几句话作了解释：“如果你还记得那段历史，当时有两个德国：西德和东德。西德非常资本主义，非常亲美。所以他们不喜欢苏加诺，也不喜欢印共。”29

会议纪要在记录谁说了什么时更加直白。伯克尔问，大量援助能否阻止苏加诺承认东德，韦尔茨回答说，苏加诺的权威眼下依然稳固，并补充道：“如果我们继续提供帮助，我们还会加强那些对我们怀有好感的圈子（例如军队等）”。巴斯勒则表示，必须熬过“直到苏加诺去世、印度尼西亚出现新政权为止的这段枯水期”30。在1965年1月11日的第二次会议上，伯克尔为此后的一切定下了路线：德国的政策“应以苏加诺政权的最后阶段为着眼点”，韦尔茨和印度尼西亚处都认为，这一阶段已经开始31。政变前九个月，波恩就已经把赌注押在了军队身上，并甘心坐等苏加诺倒台。

两年后，外交部承认了这一点，那是在一份本就不打算流出这栋楼的备忘录里。1967年2月，印度杂志《Link》刊登了一份据称是德国大使馆秘密报告的文件。外交部认定那是伪造的，却在同一份备忘录中承认，它描述的“恰恰是我们当时的立场”：大使馆和外交部确实“鉴于苏加诺时代行将结束”而搁置了进一步援助的计划。伯克尔建议不要辟谣。辟谣会立刻被反过来用于攻击波恩，因为只要苏加诺在形式上仍是国家元首，波恩就不能宣称，它是鉴于他那“行将结束的政权”才扣住了援助32。

联邦外交部政治档案馆的卷宗表明，波恩从第一周起就了解情况，而且其政策与华盛顿步调一致33。波恩的外交部知道，“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正在有系统地消灭共产党”，高级参赞巴斯勒在1965年12月3日这样记录道。他写下这句话，不是为了抗议，而是作为向该政权出口三艘海关船只的论据。由于武装部队正在“有系统地消灭”该党，并且已经同马来西亚方面有了接触，可以预期，“随着印度尼西亚政治变化的推进”，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会缓和。他补充说，这些船不带武器，是用来打击走私的。9月30日，也就是政变前一天，他所在的处就已认定这笔交易在法律上是允许的，并且“在政治上对英国也说得过去”。杀戮所增添的，是政治上的论据，他的结论是：这笔交易“因此应当予以批准”34。七个月前，同样这几艘船曾被排除在援助方案之外。在1965年5月13日的一次部际会议上，各方一致同意，“由于存在军事用途的可能”，不应将它们纳入，而且纳入它们还会使援助方案远远超出1亿马克的上限35。到了12月，这些船本身毫无变化。变化的是，军队如今正在杀戮共产党人。

财政支持早在政变前就已开始。1965年1月14日，外交部长格哈德·施罗德，即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那位施罗德，而非后来的社会民主党总理，致函联邦经济部长施米克尔（Kurt Schmücker），力促为印度尼西亚设立1亿马克的联邦出口担保特别额度。他这样做是“出于纯粹的政治考虑”，并把一切经济上的顾虑撇在一边：他写道，继续经济合作“或许是我们仍然掌握的唯一手段”，可以在德国问题上牵制苏加诺，首先是阻止他承认民主德国36。

经济部1965年3月17日的一份内部记录回顾说，内阁是在八周前“在接纳一个苏占区总领事馆的威胁之下”批准这一额度的。“苏占区”是波恩对民主德国的称呼，因为它拒绝承认后者是一个国家。1964年12月，波恩对印度尼西亚的担保敞口约为5亿马克，而该国把预算的40%至45%用于国防。经济部得出结论：“出于经济上的理由，对印度尼西亚提供进一步财政援助是站不住脚的。”外交部却照样支持了下一笔担保37。

政变一结束，财政杠杆便转向了新的主人。11月，外交部为部长与阿赫马德·苏肯德罗（Achmad Sukendro）的会谈准备了一份简报；苏肯德罗是一名准将兼国务部长，外交部认为他是陆军中最敏锐的政治头脑之一。在“印度尼西亚最新政治发展”一栏下，这份文件以一句话开头：“陆军在最近几周已基本上粉碎了共产党。”外交部打算“一旦印度尼西亚的局势开始显现正常化的迹象”，就力促提高对印度尼西亚的联邦出口担保额度。

接着，这份文件告诉部长该说些什么：联邦政府在最近几周以最大的关注注视着印度尼西亚的事态发展，并且“希望武装部队以其针对9月30日政变分子的有力措施，能够在全国恢复安宁与秩序”38。这些有力措施，正是同一个部逐周记入其卷宗的那些措施。国务秘书卡斯滕斯于1965年11月26日接见了苏肯德罗，并在第二天以一份保密电报向雅加达通报了会见情况。随后是那句要紧的话：“尽管如此，鉴于印度尼西亚目前的政治发展方向，我们仍将尽我们所能支持印度尼西亚。”苏肯德罗则说，陆军领导层早在9月初就已得知谋杀八名将军的计划，但把这一情报视为挑衅，没有当真。六名将军都是他的密友，他们的悲惨死亡给了非共产党力量“采取行动的机会”39。1965年11月，印度尼西亚政治的“目前方向”是什么，读者已经知道了。1968年5月，随之而来的是一项“资本援助协定”40。

波恩的钱在杀戮之前、之中和之后，以不同形式流向了军队一方。政变之前，这些钱以信贷担保和贷款的形式出现，用韦尔茨的话说，这些担保和贷款还将“加强那些对我们怀有好感的圈子（例如军队等）”。杀戮期间，波恩没有作出新的公共资金承诺；它转而把这些承诺同杀戮的成功捆绑在一起。11月8日，韦尔茨报告说，小额赫尔墨斯担保暂时停办。12月10日，韦尔茨报告说，一名印度尼西亚高级官员曾“代表陆军”请求他提供财政援助。韦尔茨想先知道“印度尼西亚将走向何方”。在得到反共路线将“坚定不移地继续下去”的保证后，他答应“尽管存在预算困难，仍以友好的善意对待印度尼西亚的愿望”。六天后，华盛顿发电报说，“日本和德国最有条件尽早提供援助”，并询问其大使，他能否与日本同行和韦尔茨非正式地会面，“就战术和战略进行协调”。情报机构走得更远。1965年11月8日，联邦情报局（BND）的一份档案记录了将军们的“紧急请求”：主要为“针对共产党干部的特别行动”和“受操控的示威”提供120万马克现金，这笔“资金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不能从印度尼西亚国库中支取”。联邦情报局指出，这样的援助一旦为人所知，对出资方和受援方都可能产生“几乎无法预见的后果”。该文件上有一则手写批注：“拒绝，不干涉”；是否有任何款项付出，不得而知。1968年，联邦情报局新任局长韦塞尔（Gerhard Wessel）在为联邦议院情报委员会起草的一份讲稿中写道，该局曾向印度尼西亚情报机构和陆军特别部队提供“支持（顾问、设备、资金）”，协助其“粉碎印共”，而苏哈托、纳苏蒂安和苏丹都认为，联邦情报局“在成功中占有很大份额”。三年后，《明镜》周刊（Der Spiegel）报道说，联邦情报局曾在1965年向印度尼西亚军事情报机构提供“冲锋枪、无线电台和资金（总价值：30万马克）”，并称一支由联邦情报局人员组成的小组曾在印度尼西亚本土培训印度尼西亚军事情报军官。迄今公开的档案中，没有一份证实过其中任何一则报道的细节。杀戮一结束，钱便公开流动：1966年的债务重新安排和一笔5000万马克的贷款，1968年5月一项7500万马克的资本援助协定，到1969年达到1亿马克的资本援助，而用外交部的话说，“扶持现任印度尼西亚政府，完全符合联邦德国的利益”41。

武器档案表明，联邦德国不只是给刽子手的供货商发放许可。通过一家它所拥有的公司，它本身就是供货商之一。

在1965年1月27日一份关于与印度尼西亚第三副总理海鲁尔·萨利赫（Chairul Saleh）会谈的备忘录中，一名德国官员夸耀说，联邦德国的援助“并不局限于纯经济领域。例如，联邦所有的柏林Fritz Werner公司近年来已为印度尼西亚的军工厂和弹药厂签订了价值约6300万马克的供货合同。”42与雅加达的军火生意，有一部分是由德国国家亲自经营的。

1965年11月26日，正值屠杀进行之中，外交部记录道，Fritz Werner公司董事长刚刚接待了纳苏蒂安将军派来的一名特使，特使转达说，将军仍对那座订单价值8000万马克的炸药厂感兴趣；记录还补充说，该厂既用于军事需要，也用于民用需要。纳苏蒂安还让特使补充说，西方以这种形式提供的支持，对于陆军领导层摆脱对东方集团的依赖特别有用，也不可或缺；一家捷克公司也在争夺这份合同43。到1968年3月，同一家公司已与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了一份合同，政府一方的代表是“印度尼西亚陆军部长兼总司令”，合同内容是交付备件和武器，其中包括250支BM 59速射步枪、9750个枪机和5000根枪管。这些武器将由意大利布雷西亚的Pietro Beretta公司“受我方委托”生产并发运，从布雷西亚经汉堡运往雅加达44。

隐瞒这些货物的德国来源，是贯穿整个卷宗的一项考虑，从1965年一直到1968年。1965年10月26日，屠杀正在大规模进行之时，外交部印度尼西亚处撤回了对“出口手枪握把”的异议，并请许可证审批处予以批准。给出的理由有两条。订单数额很小。还有：“印度尼西亚军队目前正以武力对付共产党，我们若拒绝向其提供这种间接援助，将是站不住脚的。”接着是指示：应当注意，“手枪握把上不带任何德国产品的标记”45。两周后，即11月11日，巴斯勒的处在向陆军和海军出口救生衣的问题上作了同样的论证。它写道，恰恰在此刻，应当利用这类不可能被转化为对波恩的指控的申请，“来表明我们对印度尼西亚陆军和海军的开放态度”46。1968年11月，外交部批准了Industriewerke Karlsruhe AG的一项申请，准其向印度尼西亚军队出口2000万发7.62毫米子弹，并明确注明“不带北约标记”47。

圣诞节前，论据就已备好。1965年12月20日，巴斯勒处里的弗勒维斯博士（Dr. Fröwis）向巴斯勒呈交了一份关于“向印度尼西亚交付武器”的备忘录。备忘录说，联邦政府处于一种极其困难的境地：对于“已在很大程度上粉碎了共产党”、即将给这个国家带来新的政治方向的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它甚至无法通过批准武器和军事装备出口来间接地给予支持。如果西方继续维持事实上的禁运，军队除了转向莫斯科将别无出路。弗勒维斯此前已对英国大使馆的一名官员说过，鉴于印度尼西亚的剧变，这一禁令或许需要在可预见的将来重新审视48。党被粉碎，不是收手的理由。它正是交货的理由。

有一份文件直截了当地说明了为什么这笔生意现在要推进。1966年1月28日，外交部第三司司长就向印度尼西亚出口炸药厂一事写下一份记录。早在1965年6月，即政变前近四个月，工业集团Ferrostaal就已询问，能否指望获得出口许可，出口“15套完整的炸药制造设备”，月产能为“近2000吨炸药、火药和中间产品，1100公里导火索和110万枚雷管”。厂方对这批设备的估价约为4000万马克。记录写明，客户是印度尼西亚军队。

接着是赞成批准的第一条理由，而这条理由就是杀戮：由于军队“在印度尼西亚已在很大程度上战胜了共产党人”，可以预期，那里的政府以往的一些外交政策目标将不再以同样的力度去追求。与马来西亚的对抗，即印马对抗（Konfrontasi），是苏加诺在1963年至1966年间为反对成立马来西亚联邦而进行的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也正是那些目标所指向的对象。它是印度尼西亚军队使用德国炸药的主要障碍；有英国在一旁保卫马来西亚，波恩不愿被人看作在武装对立的一方。然而，共产党的覆灭让这一障碍不再那么棘手，一名德国官员把这一点记录下来，作为出售的理由。记录也承认，这场冲突“尚未解决”；但由于这份订单至少需要两到三年才能交付完毕，冲突不应成为“牺牲我们的利益”的理由。

记录的其余部分都由此而来。拒绝印度尼西亚军队的订单将意味着“削弱我们力图支持的那些力量，从而间接地帮了仍然存在的共产党分子的忙”。而满足它的愿望，“恰恰会在政治上起决定作用的右翼圈子中大大加强我们的地位”49。这些设备最终是否发运，档案中看不出来。1966年2月22日，巴斯勒的处指出印度尼西亚国内政治出现了新的转折，而马来西亚冲突也还不能指望早日结束，因此写道，出口许可“暂时还不予发放”，并建议大约两个月后再重新研究此事50。此后卷宗便沉默了。留下来的是那条论据，而那条论据就是杀戮。

从这里开始，卷宗变成了一份清单。1966年2月1日，Rheinstahl Hanomag公司请求国防部准许其在印度尼西亚为装甲车辆做广告，“首先”是Kanonenjagdpanzer坦克歼击车。外交部直到1966年7月8日才撤回异议。它随后表示，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局势已充分缓和，因此它“keine Bedenken mehr”，即不再有异议，但同时警告说，不能由此引申出日后获得销售许可的任何权利51。几天前，即6月30日，经济部转来了Fritz Werner公司的申请：从炸药制造商Dynamit Nobel购买255,800公斤硝化甘油火药，运往印度尼西亚。巴斯勒的处于7月4日建议批准，理由是：与马来西亚的冲突已经和平解决；印度尼西亚如今已有一个“愿意与自由世界合作”的政府上台；拒绝“将加重德印关系的负担，实际上只会有利于颠覆势力”；而且Fritz Werner公司与印度尼西亚军队之间过去的良好合作应当尽快恢复。答复的日期是7月7日，次日发出：“keine Bedenken”52。1968年4月1日，许可证审批机关通知外交部，Fritz Werner公司申请出口42,000件BM 59步枪的各类零部件，价值3,791,730马克，买方和最终接收方均为印度尼西亚陆军部长兼总司令。在最终去向证明一栏里，只有一道横线。有人在页边手写道：“Kein Bedenken” [sic]53。1968年6月24日，经济部就向印度尼西亚军队出口10,000支Heckler & Koch G3步枪一事征询意见，G3是联邦国防军的制式突击步枪。一名经办官员在两天之内就在来函上写下“keine Bedenken”；6月27日随即予以批准。11月，又有20,000支步枪获准出口，价值约700万马克。又是一句：“keine Bedenken”54。Heckler & Koch卷宗中的一则手写批注补充说，据经济部称，Rheinmetall早在1960/61年就已向印度尼西亚供应了10,000支步枪。这门生意比屠杀还要早55。

加总起来，仅德国档案就记录了1960年至1968年间面向印度尼西亚军方的以下交付、批准和申请：至少40,250支步枪（1960/61年Rheinmetall的10,000支，1968年的30,000支Heckler & Koch G3和250支BM 59），另有9750个步枪枪机、5000根枪管和42,000件备件；2000万发7.62毫米子弹；255,800公斤硝化甘油火药；一个为陆军建设的炸药项目，经由Ferrostaal和Fritz Werner推进（二者推进的看来是同一个项目），估值4000万至8000万马克；以及政变前为印度尼西亚军工厂和弹药厂签订的6300万马克合同。这就是“无异议”的算术。

德国的贡献并不限于硬件。1965年11月15日，大使馆向波恩发回了印度尼西亚新陆军参谋部成员的人物简介。关于苏米特罗（Sumitro）准将，报告写道：

一个德国大使馆在一份官方报告中，把清除共产党人和在联邦国防军受训一年并列为资历。这种联系也没有随着种族灭绝的结束而终止。1969年1月的磋商文件记载，每年都有两到三名印度尼西亚军官在联邦国防军参谋学院受训，联邦国防军总监德梅齐埃（Ulrich de Maizière）不久前在雅加达承诺，如果印度尼西亚提出获得德国装备和培训援助的请求，他将予以支持。1969年1月7日在巴黎与法方会谈时，外交部政治司司长用一句话道出了波恩的目标：“从政治上看，扶持现任印度尼西亚政府，完全符合联邦德国的利益”57。波恩以前就提出过为印度尼西亚军官出钱。1965年3月，它同意承担苏加诺的警卫团Tjakrabirawa三名军官的差旅费用，而正是在这个团里，领导9月30日政变的翁东中校指挥着一个营58。

一份来自雅加达大使馆的机密电传，日期为1967年10月11日，10月12日收到，显示了这种合作打算走多远。武官曾建议“在BND培训印度尼西亚情报军官”，BND即联邦情报局，“并就共产主义问题开展合作，或者说交换情报”。吕德-诺伊拉特（Kurt Luedde-Neurath）大使认为无可反对，前提是接受方是印度尼西亚的中央情报机构。同一份电传报告说，西利旺义师（Siliwangi）一个特别情报单位的一名退役上尉受两名将军派遣，前往西德和荷兰调查反对代理国家元首苏哈托的团体。大使担心的是，一旦此事传开，会引起“政治上的麻烦”59。一天前，即1967年10月10日，联邦内政部认为，印度尼西亚情报机构的联络事宜应由国内安全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BfV）处理，因为印度尼西亚情报机构“似乎对其在联邦德国的同胞感兴趣”。鉴于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审查在德印度尼西亚学生一事已引发公共丑闻，内政部建议保持克制。但波恩知道，印度尼西亚情报机构在德国土地上图谋的是什么60。

德国档案用外交电报的干巴巴的语言所描述的一切，幸存者用自己的话讲了出来。为了拍摄我们的纪录片，我们在事发半个多世纪之后，在印度尼西亚采访了他们。

其中一人和我们一起回到了他的家人葬身的那处万人坑：“那天一大早，我们从这条涵洞钻进来，发现我的家人，我的叔伯们，也就是我父亲的哥哥和弟弟，全都被带走了……原来他们都已经变成了尸体。就在这里，在这片埋尸地。我们在那里看到了鲜血、尸体、腿、头颅。有的已经被砍断了。多得很。”61

贝乔·翁东（Bedjo Untung）当时是中爪哇北加浪岸（Pemalang）的一名学生。他的父亲于1965年10月初被带走，再也没有回来。五年后，他自己也被抓了：“我不得不脱掉衣服和裤子。我的食指指尖被绑在一根通了电的电线上。我被电击，还被打了好几次。”对于他在关押期间目睹的一切，他用一句话作了概括：“他们被电击、被殴打、被吊起来，然后被人用剃刀割成碎块。有些人甚至被砍了头。”62

暴力也是性暴力，而且连孩子也不放过。一名妇女向我们讲述了一支小队来抓她父亲时发生的事：“他们绑住我母亲的双手，把她带进了卧室。与此同时，他们按住我，死死抓着我。我被五个男人强奸了。你想想，我那时才14岁，五个男人对我做了那种事。我喘不过气来，我甚至以为自己要死了。”另一名妇女萨埃娜（Saenah）女士，1965年时是个年轻女子，那些人一夜又一夜地来抓她的父亲和兄弟。指控一如既往，是加入印共：“我被强奸了。在那个办公室里……我被……三次，我知道。他们轮流来！哦，上帝，我……上帝，我一直在哭……我大概是昏过去了……”63

另一些人被迫为这台死亡机器干活。电焊工马尔托诺（Martono）于1965年11月被伞兵突击团RPKAD抓走，遭到殴打，差点被烫伤，随后被派去干活：“他们把人电死，时间一长，就叫我去处理。每次尸体多了，他们就会叫我：’马尔托诺！’然后我就得把他们弄走。我把尸体拖走。我其实是个囚犯。我没有选择，我是被逼的。要是我拒绝，我现在早就死了。”另一个人不得不把尸体扔进河里：“我们就在这里把尸体扔进河里。那时候，它们就那样滚下去。我记得的是，每次扔尸体，我都会念一句祷告：‘主啊，这些都是你的造物。’”64

恐怖的任意性，在另一次采访的一个细节里暴露无遗。讲述者的叔叔被怀疑属于印共的农民阵线BTI，“因为他们在他家里找到了一顶帽子，一顶印着‘BTI’字样的农民帽。所以他也被处决了。”这就是全部证据。这位证人还回忆说，在植物园里，受害者被人用刀剑砍头：“他们被残害、被砍剁、被宰杀。”65

行凶者证实了这一切，毫无悔意。一名民兵描述了他如何武装自己：“当时的想法是圣战。于是我想，我要去找一件武器。我去了市场，找铁。它被打成了一把令人赞叹的斧头。锋利。”他因此以布尔汉·坎帕克（Burhan Kampak）之名为人所知，意思是“斧头布尔汉”。随后，国家把他收入麾下：“然后，我们和武装部队协调。他们训练我们这些学生和年轻人，让我们更加熟练。”紧接着，没等人问，他就自己回答了究竟是谁在攻击谁的问题：“我们不是报复，不是，但我们必须杀了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可报复的。他们照杀不误。

行凶者们告诉我们的其余内容，也都是同样的漠然平淡。关于这项活干了多久：“那时候真是难以置信，从1965年到1968年。别的地方早就全结束了。这里用了三年，那场清洗。”被问到他杀了多少人：“嗯，我不记得了。反正只要碰上他们，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就这么简单。”被问到有没有过任何审判：“嗯，没有，不需要法庭，我们在打仗。当时的局势就是一场战争。所以没有法庭。那是一场战争，兄弟。”被问到是否真的毫无悔意：“悔意？……哦，没有……我当时很兴奋！我没有悔意，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敌人。”66

那些从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人，消失在拘留营里。贝乔·翁东就是其中之一。在雅加达的萨伦巴监狱，他被关押在一个拥挤不堪的监区，“连厕所都被当作关押室使用”，由于食物极度匮乏，囚犯们抓下水道里的老鼠来吃。他于1970年被捕，1979年获释：九年的关押，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法律程序67。总计有80万至300万印度尼西亚人被杀，另有数十万人被致残、被强奸，或被监禁多年，其中一些人被关了数十年。

他们所描述的杀戮，以官僚语言记载在联邦政府的卷宗里：“惨无人道的残酷”“草草了结”“谋杀浪潮”“骇人的血洗”“被彻底灭绝”。

从杀戮的最初几周一直到1966年，波恩一周接一周地得到通报：死了多少人，在哪个省，在什么时候。这条链条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断过：1965年1月报告的试探性逮捕和传闻中的掩埋，6月里宣称自己在等待时机的军官，10月号召圣战的传单，12月的统计，1966年2月那个近80万的秘密数字。

1965年10月25日，武官迈尔报告说，武装部队借穆斯林政党及其追随者之手，发起了针对印共的运动，“不过是在武装部队善意的鼓励之下”。他补充说，据称发现的印共文件为加强和继续这些措施提供了依据68。10月29日，一份在波恩广泛分发的电传转述了德新社记者的报道，该记者以“那位熟悉的线人”为代号发电，韦尔茨“不附本人意见”地转发了这份报道。报道未经核实地转述了关于共产党人杀人和纵火的消息，称东爪哇和中爪哇至少150人死亡，巴厘巴板21人死亡，并把随之而来的一切称为“白色反恐怖”：在北苏门答腊，至少500名共产党人被人群杀死；在东爪哇外海的马都拉岛上，“没有一个活跃的共产党人还活着”。伞兵看来对囚犯“草草了结”，叛乱团伙被赶进荒芜地带，“名副其实地要把他们饿死在那里”。联邦情报局看到的也是一样。它在1965年11月3日一份事由为“Föhrenwald”的报告中，谈到中爪哇和东爪哇发生了“对共产党人不折不扣的屠戮”，“首先是由狂热的穆斯林”下手，并指出，众多反共行动“当然都是由陆军领导层精心准备的”69。

1965年11月29日，韦尔茨大使向波恩转达了如下消息：“据来自陆军的机密消息，印共领导人艾地于11月21日在中爪哇梭罗［苏拉加达］附近被陆军俘获，次日被枪决。”70迪帕·努桑塔拉·艾地是印共主席。1965年12月14日，韦尔茨在一份题为“今年10月1日以来印度尼西亚人口的损失”的报告开头写道：“陆军和穆斯林对共产党人的斗争，在雅加达以外正以执拗的严酷、有时以惨无人道的残酷进行着。”他写道，国家通讯社安塔拉（Antara）每天发布抓捕和杀死共产党人的报道，称这些人曾进行抵抗，但根据大使馆迄今掌握的情况，其数字“远远低于实际情况。真实的伤亡数字比官方数字高出许多倍。”他自己的数字来自各省的目击者、印度尼西亚的机密报告和友好国家的使馆，用他的话说，很可能偏低，而且预计还会有进一步的重大伤亡。接着是那张表：东爪哇约5万人死亡，大多是共产党人；中爪哇约4万人，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都有；西爪哇（含雅加达）约1万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人；北苏门答腊约2万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人；亚齐约3000人，全部是共产党人；马都拉约2000人，全部是共产党人；巴厘约3000人，以共产党人为主71。加起来：截至1965年12月中旬，约有12.8万人死亡。

此后任何声称波恩不了解这场暴力性质的说法，在这份报告中都找不到依据。韦尔茨指出，在马都拉和亚齐，狂热的穆斯林已经三下五除二地清除了本来就从未很强的共产党势力。位于苏门答腊北端的亚齐的军事长官告知省议会，在他的辖区内，取缔印共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因为那里的共产党人已遭到肉体上的灭绝”72。

在北苏门答腊，据可靠报告，每周约有2000人被杀，几乎全是共产党人。大使馆记录了这件事是如何按部就班地完成的：“按照一种几乎千篇一律的程序，军队在搜捕中把涉嫌为共产党人的人装上卡车，卡车开出一段距离后被激愤的人群拦下。军队象征性地鸣枪示警几下之后，囚犯们便被交给民众，由民众杀死。”

然后是爪哇。美国大使馆估计那里的死亡人数为10万，德国大使馆认为这个数字与它独立掌握的信息相符。在巴厘，“谋杀浪潮”才持续了大约两周。11月中旬的第一波暴行中，许多共产党人的房屋被纵火焚烧；随后，大约在12月1日，军队从东爪哇的庞越（Probolinggo）调来六辆坦克，这些坦克遭遇抵抗后，在地方小城内加拉“造成了一场骇人的血洗”。巴厘一家地方报纸报道说，仅在内加拉就有1506人丧生。西爪哇的数字相对较低，大使馆将其归因于万隆的军事长官易卜拉欣·阿吉少将的缓和努力，也就是十一个月前德国武官报告过其试探性逮捕的那个阿吉。阿吉如今说，比起共产党人，他更担心被煽动得狂热的穆斯林会闹出更糟的事。

接着，在报告末尾，有一行字是关于活着的人的。韦尔茨写道，关押在监狱和拘留营中的人数目前还无法得到确切信息，但报纸上充斥着抱怨，说已经没有人知道，不断增长的被捕者人流该安置在哪里。他补充说，这个数字可能达到数十万73。几天后，大使馆报告说，在苏门答腊最大的城市棉兰，约有六十名华人“在军队的默许下”遭到杀害74。这些都没有瞒着波恩；一切都在卷宗里。

1965年12月17日，国务秘书办公室记录了大使馆政治官员的评估。苏肯德罗将军在访问波恩期间提出了官方的伤亡数字；记录冷冰冰地写道，这些数字“却并不正确”。一名印度尼西亚消息人士称，仅东爪哇被杀者就有1.4万人，北苏门答腊迄今为1.5万至2万人，“而且全部是共产党人”。在亚齐和马都拉，共产党已“被彻底灭绝”，亚齐有3000人死亡。记录直截了当地说，有2000名共产党青年组织成员曾深度参与绑架和杀害六名将军，而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还活着”。记录接着写道，军事法庭“将很难找到足够的被告来受审”。接着是那句概括了波恩所知一切的话：

1966年2月21日，大使馆以一份列为机密的电报告诉波恩，它听说苏加诺自己的调查委员会查明了什么：

1966年2月，一个近80万人死亡的数字已经存入外交部的卷宗，并盖上了“机密”的印章。在下一页，大使转述了一个更高的数字：“我从其他方面也听说，被杀的人数比苏加诺所承认的要高得多。泗水的一名印度尼西亚情报机构成员估计为150万。”上文所述1966年和1968年的武器审批，全都发生在此之后。然而在2014年，德国政府却告诉联邦议院，它对受害者人数“没有确切信息”77。政府自己的卷宗却不是这么说的。

1952年至1970年间，先后有七人领导这个使团，其中六人曾是纳粹党员或纳粹宣传员：五人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NSDAP）党员，第六人曾为东亚炮制纳粹宣传。继首任大使亨蒂希（Werner Otto von Hentig）之后的六人，每一个都是在1933年至1945年间在外交部门中建立起自己的事业的。他们曾在希特勒的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手下任职。

党员编号都有据可查。1959年至1963年任大使的米尔巴赫（Dietrich von Mirbach）于1933年5月1日入党，党员编号2781465，并在纳粹党的冲锋队（SA）中效力至1935年；据东德的Braunbuch（《褐皮书》，下文还将谈到），战争期间他担任国务秘书施滕格拉赫特（Gustav Adolf Steengracht von Moyland）的私人助理，后者在纽伦堡针对帝国高级官员的“威廉大街审判”中被定罪。1963年至1964年任大使的魏茨（Gerhart Weiz）自1933年起是冲锋队成员，1937年入党。据Braunbuch记载，他还曾申请加入党卫队（SS），并于1934年申请到盖世太保任职。1964年至1966年任大使的韦尔茨于1934年10月1日入党，党员编号2873248，并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主管外交部Inland II组的Referat Inland II B，这个部门负责处理与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卫队和警察机器相关的事务。1966年至1968年任大使、因而在杀戮持续期间在任的吕德-诺伊拉特，于1937年5月1日入党，党员编号4745122，1933年至1939年间是冲锋队成员。1954年至1958年任大使的阿拉尔特（Helmut Allardt）于1939年3月提出入党申请，同年8月获准入党，党员编号7055168。其中最后一位、1968年至1970年任大使的巴斯勒，据Braunbuch记载，战争期间在外交部新闻司负责东亚地区的纳粹宣传，还是盖世太保和党卫队情报机构保安处（SD）的心腹联络人。没有文件证明他曾是纳粹党员78。

有一个人不属于这份名单。没有文件证明1952年联邦德国首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亨蒂希曾是纳粹党员。他是政权的批评者，留在了外交部门里，并利用了这个位置。1941年和1942年，作为派驻乌克兰第11集团军的联络官，他一再抗议特别行动队D队（Einsatzgruppe D）的屠杀，称之为谋杀；这支党卫队部队在乌克兰南部和克里米亚杀害了数以万计的犹太人。波恩的名册上有过这样一个人。在随后的十六年里，它派去的是其他那些人79。

就这样，波恩为它派驻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的使团配备了一批具有相关经验的人。据Braunbuch记载，巴斯勒在战争期间一直在制作面向东亚的德国宣传，此后在波恩主管东亚处，然后才亲自被派往雅加达。等到杀戮已从村庄转入法庭时，他已身在那里。1968年11月，此时已主持大使馆的他报告了东德律师对处决三名共产党领导人尼约诺、苏迪斯曼（Sudisman）和维尔约马尔托诺（Wirjomartono）的抗议，并总结说：联邦德国“对于来自潘科（Pankow）的‘民主律师’在此间公众中所作的这一出色的反苏占区宣传，只能心存感激”80。潘科是东柏林的一个区，民主德国领导人住在那里。这些人并不是背着一段不光彩的过去、随波逐流只图升迁的人。纳粹党员韦尔茨报告了死亡人数，希望那支正在“有系统地清理共产党人”的军队能够占上风81，并把这场屠杀称为“一场完全符合我们利益的清洗”。1965年10月，巴斯勒记录了联邦新闻局和德国之声已被要求推动暴行宣传，还希望促使各大报纸也跟进。三年后，联邦德国任命他为驻雅加达大使。

当大使馆写到“Endlösung”，或者它的政治官员报告共产党已“被彻底灭绝”时，这些都不是随口说出的字眼。在那些写有“Endlösung”的报告上署名的大使，曾为那个赋予这些词语以其含义的国家效力。

这种延续性没有受到质疑；它在外交部的一份卷宗里得到了白纸黑字的辩护。1965年6月，印度尼西亚驻波恩大使馆转达了来自雅加达的消息：苏加诺等人听到了关于韦尔茨大使纳粹背景的传闻。卷宗承认了属实的部分：韦尔茨自1934年起是纳粹党员，并在纳粹时期的外交部工作到1945年，在那最后一年的2月和3月还曾在Abteilung Inland任职，尽管文件对此轻描淡写。然而，接见这位印度尼西亚使者的高级官员却告诉对方，在他看来，韦尔茨的过去“无可指摘”，并把这些传闻归咎于“潘科的井中投毒者”，还答应提供反驳材料；他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呈送给了国务秘书。一周后，外交部一份关于韦尔茨履历的文件称他为“无可挑剔的官员”，并宣称对他的攻击依据的是“未经证实的影射”和“纯粹诽谤”82。就是这位大使，在短短几个月后，三次在苏加诺所许诺的“政治最终解决”下署上自己的名字，并以六位数清点死者。

波恩称这些指控为诽谤；在东柏林，它们已经付印。几周之内，民主德国就出版了它的Braunbuch，这是一份由国家档案机构根据缴获的档案编成的、在联邦德国任职的前纳粹分子名录。它出自有利害关系的一方，但波恩自己在同样那几周里的卷宗也承认了它所说的内容。1968年版列出了五位驻雅加达大使：韦尔茨、米尔巴赫、魏茨、吕德-诺伊拉特和巴斯勒83。

然后还有联邦情报局。联邦情报局在雅加达也有它的老党卫队员。曾在东线主管希特勒陆军情报工作的赖因哈德·盖伦，与他战时的老战友们一起建立并领导了这个机构。在1971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盖伦宣称，印度尼西亚军队“坚定而严厉地推行了清除整个共产党的方针”，其成功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在同一段落里，他夸耀说，他的机构曾“处于幸运的位置”，能够“从出色的来源”向联邦政府通报印度尼西亚那些决定性的日子，正如它早早就指出了日益加剧的危机。他在印度尼西亚的手下中有厄布斯格-勒德尔（Rudolf Oebsger-Röder），此人自1931年起为纳粹党员，后来成为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SS-Obersturmbannführer）。1939年秋，他在被占领的波兰布龙贝格（Bromberg）率领一支保安处突击队；1944年春，在匈牙利犹太人被赶进隔离区并遭驱逐之际，他在克卢日（Cluj）指挥安全警察和保安处。战后，他加入了盖伦组织，这是在美国监督下建立的间谍网络，联邦情报局于1956年从中诞生。根据政府2023年向联邦议院所作的说明，他在1959年12月至1962年12月以及1964年7月至1966年3月期间在印度尼西亚为盖伦的机构工作，恰好经历了政变和屠杀的高潮。他的掩护身份是记者。后来，他以O. G. Roeder的名字撰写了苏哈托将军的传记《微笑的将军》（The Smiling General）。联邦情报局自己的档案于2011年由该局的内部历史学家公布，补上了政府略而不提的内容。1964年7月，该局奉局长之命，“因其纳粹劣迹”将他解职，随后却照样留用他，让他“作为在印度尼西亚的情报来源”一直工作到1966年3月31日。同一份档案写道，他是“敌友皆知的联邦情报局的人”。据他自己说，印度尼西亚情报机构曾找上他，要他把该机构的官方口径塞进报刊。他也不是唯一的一个。2023年，政府表示无法确定确切人数，但迄今经人工查阅的档案显示，有三人曾于1965年至1968年间在印度尼西亚为联邦情报局工作；据政府说，他们的任务是搜集信息84。一名党卫队老兵在杀戮进行期间为波恩搜集情报，随后又为下令杀戮的那个人立传。

1966年9月27日，美国总统林登·B.约翰逊和联邦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在华盛顿会晤时，是约翰逊提起了印度尼西亚。约翰逊说，在他们任职期间，共产主义遭受了一次巨大的损失，而这一损失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在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失去了“一个一亿人口的国家”。他说，他希望总理能够以德国工业界人士和政府援助来支持印度尼西亚现任领导人，并希望这种合作能表明，在援助第三世界方面，德国人与美国人“肩并肩”站在一起。他还说，印度尼西亚是自由世界的一次伟大胜利，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不过也不宜过于大张旗鼓，因为这一胜利还不完全稳固。艾哈德回答说，德国的立场自然已经转变，“因为苏加诺不再是那个无所不能的领导人了”，但他相信，“现在已为更大的活动铺平了道路”85。

实际上，这类言论意味着，从1965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共产党人及其身边的人遭到消灭。德国知道这一点。这项事业由德国的信贷作保，由德国的宣传推动，由在波恩获准出口的步枪、弹药和火药供给，而官员们则把他们的批准写在纸上：keine Bedenken。

瓦尔达亚用几句话点明了其中的区别：“后来有了纽伦堡审判。那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在德国的情况下，行凶者输掉了战争。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不一样。行凶者赢了，所以他们掌握了权力。”86直到1998年苏哈托倒台，关于这场屠杀的记忆一直被压制，幸存者生活在不敢开口的恐惧之中。大多数杀人者至今仍被奉为英雄。胜利者在波恩有他们的朋友。

有人问过柏林。2014年，政府告诉议会，它已不再持有任何关于1964年至1970年间向印度尼西亚军方、政府和情报机构提供武器、资金或物资的数据，而且它和联邦情报局“根据目前所知”，“既未直接也未间接地”支持过这些杀戮。本文引用的那些审批文件，就存放在外交部自己的档案馆里，任何提出申请的人都可以查阅。政府自己也说过这一点：它告诉联邦议院，分析波恩当年的反应是历史学家的事，而且“联邦外交部政治档案馆中的相关卷宗可依照法律规定查阅”。

被问及在屠杀期间波恩与印度尼西亚政府保持过哪些接触时，它只举出了一次访问，即1965年11月苏肯德罗将军的访问，而对卡斯滕斯向他承诺的支持只字未提。在它的十九个答复中，有三个答复以及第四个答复中涉及联邦情报局的那部分，它不肯公开给出：它对外国支持屠杀的情况了解多少，哪些德国联邦工作人员曾在印度尼西亚从事培训或提供咨询，以及联邦情报局是否在雅加达大使馆内设有一个“合法情报站”。它把这些答复定为密级，存放在联邦议院的保密办公室。至于哪些德国工作人员曾在印度尼西亚从事培训或提供咨询，它对此秘而不宣，给出的理由只有一条：“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须予保密。它说，“在迄今已编目的联邦情报局卷宗中”，没有发现联邦情报局提供支持的证据。2020年，在关于那笔120万马克请求的联邦情报局档案曝光之后，它称，有关联邦情报局曾“在大屠杀过程中”以资金、咨询和设备支持印度尼西亚情报机构以及军方特别部队和民兵的“推测”，“并不属实”，并把答复的其余部分列为机密。提出这一质询的左翼党议员安德烈·哈恩（André Hahn）读过保密部分后说：“其中所载关于实际向该政权提供支持的具体数字，显然是不想让人知道的。”2023年，再次被问及时，它认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德国历届政府与罪责者之间存在“有目的的牵连”，没有委托进行任何研究，并宣称它不认同“支持的假设”。没有道歉，没有历史学家委员会，没有赔偿。

2014年的同一份答复还记载，1960年至1998年间，有122名印度尼西亚军人接受过联邦国防军的培训，1981年，一位名叫普拉博沃·苏比安托的年轻上尉曾在联邦边防警察的反恐部队GSG 9受训。这位苏哈托昔日的女婿如今是印度尼西亚总统。2025年11月，他宣布苏哈托为国家英雄。而六十年过去了，在支持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之际，柏林仍在谈论“历史责任”87。